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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解读及应用十六

2015-10-17 10:45| 发布者: xiaocp| 查看: 8| 评论: 0

摘要: 儒家是中华民族悲剧性格的铸造者! 题记:国人的疯狂行为实在很难想象。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地震,居然会让全国的食盐都抢购一空,每包还卖出了十元甚至数十元的高价;云南四川这里离海洋和日本虽然很远,但也不能“ ...
儒家是中华民族悲剧性格的铸造者!

   题记:国人的疯狂行为实在很难想象。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地震,居然会让全国的食盐都抢购一空,每包还卖出了十元甚至数十元的高价;云南四川这里离海洋和日本虽然很远,但也不能“免俗”,大家照样抢得很起劲。我们看到的,是国人依然无法摆脱“跟风”和“不思考”的恶习,习惯听风就是雨,很少使用自己的脑袋来想问题。本来只要有基本的思维和观察能力,愿意去查一下信息,这种“抢盐”的笑话就不会发生(每包盐袋子都会标注产地---如云南的滇南平浪某盐矿,这显然和日本无关,与海洋无关,更与吃盐防核辐射无关)。
    我不反对大家去“抢盐”,但实在不应该是这个理由,也不是这个时候,也不是这种方式,更不该发生在“全国各地”。
    我相信“抢盐”的笑话很快就会过去,就像是非典时全国人民都高价抢“板蓝根”,抢醋一样会快速地消退,就像是刮过的一阵风;毕竟盐是存量很大的物资,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主要是分布不均匀,才会在过去的时代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稀缺资源”。我担心的是:国人的“不思考”惯性,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在我们遇到真正的危机,需要国人用智慧和思考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却再度爆发“集体没脑子”。这样就会把本来不是危机的小事件引发为真正的危机;把尚可控制的局部危机,转变扩大为无法控制的全面危机,制造出更大的灾难,从而让自己,也让别人“共同赴难”。天灾其实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灾!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因为没脑子国民“集体无意识”焕发后写出来的惨剧;因为国人不计因果的胡乱作为而带来的大混乱,大灾难,给别人,也给自己造成巨大的伤害。正好本文写的就是国人这种“没脑子”民族悲剧性格的来源,希望对大家对国民性传统的思考和反省有所帮助。
 
看这些体面人像猴子一样抢盐【老子】解读九:儒家是中华民族悲剧性格的铸造者!

【老子】解读九:儒家是中华民族悲剧性格的铸造者!
(他们的眼睛里有执著,贪婪和热情,但是有理性和思考吗?如果这么一点小事,对于不是生存必需品的食盐,仅仅一两天的缺货,都会激发国人的如此狂热;当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时,会爆发成多么可怕的力量来“扫荡”周围的世界呢?可怕的国人)
 
后期编辑补充图片 3月24日的贴图
【老子】解读九:儒家是中华民族悲剧性格的铸造者!
(这位“史上最牛抢盐哥”行动力超强,高价抢到了一万三千斤盐。这个数字证明了我批评国人面临问题时的非理性行为,只会进一步扩大混乱的判断。“他”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一旦遇到真正的社会危机,“他”和“他们”就是“你”和“你们”的噩梦。不知某些对于抢盐行为,辩护为只不过是“为家人抢点盐做饭吃”的人此时有何想法?)
  
  【老子】解读九:德经第一章解续  儒家是中华民族悲剧性格的铸造者
                                                      作者 清一
    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忘记【老子】的这些教诲的国民,结果会是如何呢?我们下面慢慢对国人的“根性”来源进行一些分析和拔根吧。
 
一:以“礼”为核心的儒家人格是自我否定的人格。仁非仁,义非义。
    自我否定的人格,就是指不懂得尊重,也没有尊严,甚至没有确定的规范和稳定的原则,因而造成反复无常,飘忽不定的人格行为模式。不幸的是,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人格。
    无论现在有人把“儒家”添加上多少光彩,堆砌上多少漂亮的形容词。然而,研究儒家,就必然要从儒家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入手。在技术层面上,儒家可能有不少可取的案例和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在本质上,我们也必须了解儒家思维模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儒家的基本信念,主要就是“礼教”和宣称的“仁义”。这个方面的问题,前一讲已经说过了,彻底执行下去将导致怎样的社会--就是老子说的“乱和愚”的社会。
    很多人可能想要为儒家辩护,认为儒家追求的东西不仅仅是“礼”,还有其他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看看儒家老祖宗的榜样是怎样树立的就行了:孔子一生自己最在乎的就是“礼”,从小玩的游戏就是扮演丧礼仪式;长大后一心想恢复的“理想国”榜样就是“周礼”--周代的规矩和政治模式;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惜一切,不择手段,甚至连面子都不要,只要有可能实现周礼做什么都行;比如到卫国后,孔子刚开始很自负,以为国君会主动上门求他“赐教”;就一口拒绝了来见他的权臣愿意帮他推荐给卫王的暗示和好意。但清高似乎不管用,在卫国呆了很久也没有人用他,他就急了,居然跑去走“裙带关系”--找南子的门路,这可不符合“周礼”的要求。
    不过还有更离谱的事件;周游列国多年,长期等不到任何国君的聘书,孔子不惜降格以求,居然想接受鲁国叛臣公孙钮的邀请去他自立为王的城市做官,只是因为弟子子路坚决反对后才放弃这种想法,不好意思地对这个愚蠢的决定自我解嘲说“可能是我太想恢复周礼了吧”。
    孔子如果这句话出自真心,只能更加证明他的自相矛盾和糊涂:因为孔子最讨厌“犯上作乱”,显然违背周礼。可是孔子本人却愿意与一个犯上作乱的乱臣“共兴周礼”,岂不是滑稽?加上又看不出该乱臣其实根本没有能力掌控局面,却要与之“共进退”,岂不是太没眼光?后世把孔子和儒家神话得似乎什么都知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么会做这种蠢事?事实上,幸亏听了子路的意见没有去,因为仅仅几个月后,鲁国季恒子就出兵讨伐该家臣,邀请他“共兴周礼”的这个叛臣只好逃到外国流亡去了。
    这故事证明孔子可能很有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经世致用才干的人,思考问题也很简单,连子路都不如(论语记载子路很维护他,正因为有子路,让他免于很多人的攻击和议论)。这全是【论语】原文记载的故事,不是什么野史。可儒家的卫道士们一般愿意忽略这些让“万世师表”的老祖宗很没有面子的记载,一般人可能也不会留意。
    儒家虽然嘴上也讲“仁义”,但是这个“仁义”与老子和世人讲的普通“仁义”概念还不一样,与我上一讲说的【老子】的“仁义”概念也不一样。孔子和儒家的“仁义”,实际上是比“礼”更低一个层次上的东西,是服从于“礼”的需要的。在论语中,孔子虽然大力推行“仁”,弟子们也很关心到底什么是“仁”,也常常问老师想搞清楚,但是孔子总是语焉不详,弄得大家一头雾水。不过,孔子总算说了一个明白的,就是在【论语,颜渊】篇中,明确说了一句话:“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基本上就是儒家学派的“最高理想和原则”了。这句话,各位看官可要注意,是很重要,也很可怕的。因为其含义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原则甚至生命),只要能够达到‘恢复周礼’的目的就行;这种态度就是“仁”,就是儒家学派的最高理想。对这句话的理解并非我的“乱解”,儒家后人准确地理解了这一层的意思,所以有“杀身以取仁”的说法,是不是很有些杀气腾腾的味道了?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儒家有极其可怕的,很可能违背基本人性的一面;显然,这与某个西方名人宣称“不择手段,成就最高理想”的狂言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差别就是孔子没有机会掌大权,否则做的事情恐怕不会比希特勒差多少---别忘了,希特勒也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
    这一点,估计很少有人会认同我的这种比较。把孔子和“不择手段”联系起来,和“残忍无情”“杀气腾腾”联系起来,这与传统想象中“温良恭谦让”的孔子实在难以关联;我当然相信论语记载的孔子形象是“温良”的,但我相信这只是孔子的一面,而且很可能是他晚年的一面,可能是对自己过去错误的反思和忏悔之后的一面;但不能因之而否认他还有“另一面”。
    我们就从孔子刚刚上台当司法部长后七天,就利用职权,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诛杀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少正卯来说“这一面”吧。此人与孔子结怨,应该是两人同办私学,常常多次弄得孔子的弟子跑光了去听讲(这证明此人的讲学水平应该很高,很有吸引力,很可能他比孔子更强,至少更有市场);但是这显然让一向很要面子的孔子很没面子,这种“商业竞争”显然也大大地影响了孔子的声誉和“私学生意”,让孔子“名利”双双受损。以至于当了司法部长后,就趁机“不择手段”地剪除这个强劲的对手。
    他的弟子对于为何杀少正卯表示难以理解,就去责问孔子(这个记录正好说明孔子杀少正卯的时候,恐怕根本不是“依法制裁”,根本没有给公众什么像样的解释和理由,也违背孔子说的不能够“不教而杀谓之虐”的仁政原则;因此社会上很多人抱不平,以至于连孔子的弟子也不理解不认同,才会来问孔子);可是孔子回答的理由很奇怪,基本上是毫无依据的强词夺理;说其罪名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等五项,说是这些罪过,犯一个就应该杀头,何况此人五项皆有,当然罪该万死了。这几个罪名翻译成现在汉语,就是“罪行一:此人心胸宽广,通达事理,因而最可能去做危害社会的事情。罪行二:此人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他却有毅力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而不放弃(这两条,不正好是儒家推崇的美德--士不可以不弘毅吗?)。罪行三:此人说的话也是不对的,但是我又偏偏说不过他。罪行四:此人还喜欢批判现实,揭露丑闻,但是偏偏又很博学,知道的事情太多”,简单点说,似乎就是这人因为太有本事了,所以该杀。
    诸位看看,孔子杀人,是不是相当的“不择手段”?比希特勒还要干脆一些?希特勒搞“国会纵火案”等,起码还要弄一些哄人的东西出来,假证据也要出示一下,才好让世人服气;可孔子却只需几句含含糊糊的话,就要了一个社会影响极大的,还是搞文化教育的大师级人物之命;幸亏孔子后来再也没有机会掌权,不然恐怕也会像希特勒一样搞白色恐怖式的周礼极权统治吧?(参见周之祭坛尚栗---使人战栗之意)
    估计孔子这些手段太过了,在最讲究“周礼”的鲁国(奉行文王“尊贤而事亲”原则的后裔封国),这种“不择手段”的行为也让很多人看不下去,失去了民心,造成了民怨,因此几个月后他就不得不辞职,流亡国外。而且在流亡期间也没有任何君王愿意用他,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段历史,儒家的后人也觉得丢脸,有些卫道士(包括孔子的后人)就出来考证,说“孔子不可能干这事”(想把“干这事情的”人推到权臣季恒子身上)。当然也没有找出什么历史资料来证明“没有此事”,仅仅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儒家道统本能而已。如果根据“克己复礼为仁”的孔子理想,孔子干这事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只要有实现“周礼”的机会,会不惜牺牲自己做人的“底线”,甚至违背自己的原则和良心的,甚至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所谓的“杀身成仁”一贯就是儒家推崇的“美德”。
    至于孔子拼了命要维护的“周礼”到底是什么?大家去看看【四书五经】中的“礼记”好了,说实话,就是一大堆繁文缛节,莫名其妙,专门把简单弄复杂的虚礼和仪式规范,比如办什么事情,该穿什么衣服,站在什么位置,行什么礼等等,及其无聊的东西。只有一些专门靠婚礼,葬礼,各式庆典混饭吃的人,才会去操演和记忆这些腐朽东西,古代把这些专门的“礼宾公司职员”称为儒生。后来的儒家居然成为代表“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门派,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
    不过,孔子本人还没有太多的恶劣事迹(我不敢肯定到底是因为孔子的人格卓越而没做多少坏事呢,还是因为孔子本来就没有多少机会去做这些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事)。但是他的儒学后人们,以维护“礼”的名义,的确干出了很多残酷,残忍,完全违背基本人性的事情,完全可以说劣迹斑斑。而这些现代看来显然是惨不忍睹的,甚至是“禽兽不如”的事情,却能够一直得到中国人的“普遍赞赏”和认同,实在是世界文化历史上的奇观。这些具体例子实在太多了,不相信我的人就认真去看看中国的历史吧(千万不要看【国家统编教材】,如果你不想看原文,古文,想省事,可以简单地看看柏杨的【中国人史纲】)。
    不说古人,可能读者您自己,也同这些儒者们一样,会去热情赞扬明显是残忍和违背人性的,不人道的事情,甚至会渴望自己也能够这样残忍和无情,只要加上几个名词,您就可能把明显的罪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光荣。
    比如,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上,岳飞的【满江红】基本上是必读必背的“爱国主义”诗词。但是您想过这篇文字远远比希特勒和法西斯更残酷,更违背人道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血淋淋的文字和理想,不就是把人当野兽,也把自己当野兽吗?而且“吃人还很自豪和光荣”,不就是培养吃人族的文化吗?别告诉我这仅仅是文字,仅仅是文学的比喻。这正是我们民族历史中丑陋和残酷一面的真实写照,而且这种残酷的吃人历史一直延续到现代。
    根据儒家的“正名”思想,任何人只要冠上“胡虏”和“匈奴”或者“阶级敌人”的帽子,他们就不再是值得平等看待的人类,而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动物了,你就可以像对待猪和羊一样,笑着吃他们的肉,狂欢着饮他们的血了。实际上,如果查看历史,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些“胡虏”和“匈奴”人,比“文明”的汉人更有人性,更讲信用和仁义一些。就像是现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可能比中原地区的经济动物们更有人情味,更像“人”一些;起码他们不会有意在食物里面加进各种毒物来牟利,他们保留了更基本的善良和人性,以及对他人的尊重。
    儒家鼓励的这种残酷心态,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习惯性记忆;中国人这种儒家特种思维,使得他们对于今天的亲人和朋友或同事邻居,一旦明天宣布成为“阶级敌人”以后,就可以不在视他们为“人”,而只能把她们看成是“动物”,你对她们做的事情越残忍,越无情,越能够说明你与她们的“差距”,你就离“好人”和“圣人”越近。于是,我们看到,文革期间,被判定为“阶级敌人”的对象,地富反坏右等“人渣”,很多人就被“革命群众”们活活吃掉;至于把“仇人”和“敌人”杀了挖出心肝来“下酒和祭酒”,更是我们这个文化中视为“很正常”的反应。文革的这些“革命群众”会把活人直接剖腹取心肝来下酒;在他们心目中并不认为自己很残忍,反而是自豪;可能在他们的自我想象中,正是岳飞一样的英雄豪杰吧?这不就是“为实现最高理想而不择手段”吗?“革命”理想对于他们,不就相当于“周礼”对于儒家一样神圣吗?于是文革期间数以千万计的冤魂,就这样因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而悲惨死去。
    鲁迅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一点也没错,并非狂人之语。这种怪异的,长期不断的吃人历史,居然出现在一个号称“文明悠久”的国家,其“文化根源”在哪里?如果不是国家学问--儒家的责任,又是谁的呢?
    相反,被儒家长期攻击为“异端邪说”的道家和佛家,对于生命一向有着深深的尊重和敬畏;佛家不用说了,把“平等”权力给予的不仅仅是“人”(包括敌人),而是“众生”--连对动物都强调一样的“平等权利”;不仅要求不杀生,还要放生。
    道家虽然不反对战争,也强调“兵”的作用,道家还特别善战善胜;但是【老子】特别说明“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杀人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兵者,凶器也,有道者不处”。因此很难想象即使对于仇人,道家会采用儒家“不择手段”来非人折磨,更不能想象“有道之人”要通过“吃人”这种野蛮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英雄气质。即使“以战阻战”,也是以沉重的心态来进行的,这就是道家更尊重人性的表现。
    别告诉我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儒家的这种仁爱,仅仅局限于他们判定是属于“自己人”的范畴;这种局限在礼法范围内层层展开的小圈子之内的“仁爱”,并不是真正的仁爱。人一旦被排挤出“自己人”的圈子,原来可亲的“老朋友”就会成为一群残酷而冷漠无情的人。而儒家对于这个圈子,有很复杂的计算公式来“排座次,排地位,排亲疏远近”,文革当中也根据“站队”来排列出“自己人”和“敌人”的圈子,并根据这些位置来确定应该分享“仁爱”还是“残酷无情”。当然,这个儒家的体系往往是一个复杂到可能让人永远也搞不懂的体系,而且,儒家认可的“权威人物”,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喜怒,随时来改变资格认定,决定任何人的生杀予夺。
    而且,即使是为了实现内部的这种“仁爱”,儒家也同样是“不惜手段”的,不考虑对象的真实意愿,会一意孤行地走到“残忍和冷酷无情的仁爱”地步,让人目瞪口呆。在儒家广泛推行的全民学习榜样【24孝】中,我们看到了“割股疗亲”这种以人肉来供奉老人的“大孝子”的无知和愚昧,也看到杀子来“孝顺父母”的残酷榜样(郭巨埋儿)。可是,这种明明是违背基本人性的举动,为什么却能够成为儒家褒扬的“榜样”全国刊行流传?就算是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古怪事例,难道儒家不能够找出另外一些稍微“人道”和“正常”一点的案例来做孝道的教材?非把这种典型的变态案例(其实细品24孝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人物(正方反方)一个个都是严重的变态和偏执狂)作为“无上光荣”来广为宣扬,恰好说明:儒家卫道士们看不到这里面的残忍和变态,偏执;他们把变态畸形看做“正常”乃至“优秀卓越”!因此儒家在本质上,就是残酷和缺乏人性的。
    想一想:以这种变态榜样长期鼓励和培养出来的中国人,难道可能是“正常的”,能够成为“真正的仁爱之人”吗?还是更可能成为“不惜手段实现自己最高目的”的,“克己复礼”式的可怕偏执的人群?
    因此,历史上的儒家的卫道士们,以“仁爱”的名义,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作为,不是很合理的吗?比如,五岁的女儿吃了男仆给的饼子,就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礼法,当清官的父亲就让她活活饿死来“守节”,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被男人摸了一下,就要自杀,至少也要砍掉手臂以示清白。这些怪事,不就是“很正常”的吗?
    因此,就不要为儒家辩护,说他们还是讲究“仁义”的。其实儒家所谓的“仁义”并不是高于“礼法”的存在,而是服务于儒家“礼法”要求的表现形式。因此,儒家基本上只能是“假仁假义”,有限的爱心仅限“内部使用”。只有“礼”(面子),才是儒家追求最高的原则。而且这种依据“前识”(也就是依据几百年前模糊不清的记忆来面对和处理现实生活的方法)定下来的迂腐不堪的行为准则,没几个人说得清楚到底是什么内容,用几千年前的古老“周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正好是愚弄人民的最佳工具。
    “克己复礼”的思想,就是忽略内心的原则,只要能够实现“礼”的结果,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想实际上一直贯穿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让儒家彻底失去了“人性”和“个性”,让人们失去了“自我”,成为被“礼教”绑架的奴仆。这种儒家理论,在历代统治者的支持鼓励和有意的引导下,终于彻底把中国人改造成现在的模样---铸造了中国人自我否定的悲剧性格。“乱”和“愚”,从此就伴随着我们的历史,一幕幕苦难深重的历史,从此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地轮回演出。
 
二:儒家的纲常理论,必然导致国人自我否定,“失去自我”,失去正常的思维能力
    儒家的后人们,把孔子的理论系统化后,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服务。其最核心的教义就是“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礼”,前文已经讲过了。我们这里就来分析一下“三纲”,看这种儒家基本原则,是如何让中国人自我否定,失去思考,失去理性,也失去人性的。
    “三纲”系统,把儒家的等级地位思想强加给中国人,中国人从此就不知道“平等”和“尊严”是什么了,这就远离了“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性,也离开文明发展提高的轨道。而且更糟糕的是,在这个“三纲”系统中,没有一个人是“有自我”的。虽然每个人在“三纲”中拥有不同的等级和地位,但是最终却没有一个人是“有自我”的。因此,儒家当中即使有“仁政”的理想,有“爱人”说法,以及“民贵君轻”之类看起来似乎很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在“礼法”核心价值观面前,这些都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表演和虚伪的口头禅。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知道:
 
    1:在这个三纲系统中,社会地位最低的就是女人。
    中国即使在穷兵黩武的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儒学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统一学说”,佛道之学依然兴盛。因此汉唐时候的中国人,还常常焕发出人性的光彩和智慧,女人们也还有一些地位和尊严。可是宋以后就惨了,儒学成为“正宗”以后,国人,特别是女人,完全就“不是人”了。
    三纲系统中,男人就是女人的“纲”,也就是主宰的意思。古人说“男人就是女人的天”,女人在男人面前是绝对没有自己“独立意志”可言的。为了具体地体现这种“男人的地位”,儒家非常详细地规定了女人的种种行为标准要求和规范(女德),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从小就要“从父---听爸爸的话”;长大结婚了,就要“从夫---听老公的话”;丈夫如果死了,女人也不得自主,这时候要“从子---听儿子的话”。我想如果不幸这个女人没有儿子,当然就要“听家里其他男人的话”了。因此终其一生,女人都不能“做自己的主”。她们甚至不配拥有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只需要一个附属于父夫的代号就行。甚至“懂礼教”的好女人还不能拥有正常和健康的身体,她们从小还要因为“礼教”的“面子”需要,把自己的双足弄成残废供男人欣赏,只有粗野不文,没教养的乡村女子仆妇,才可以拥有正常的双足。可见在儒家卫道士的眼里,女人基本上“不是人”,儒家“有教养”的标志,似乎就是人离“天然自在”有多远的标志---恰恰与道家的基本观点相反。
    根据儒家要求的【女德】来判断就知道,女人的一生都是不需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和判断问题的,更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别指望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了。因此,在中国古代不让妇女读书是很正常的,因为她们根本不需要脑子,不需要思考,当然也就更不用读书了。这样,全国一半的人自动失去了“理性和思考”的权力以及“人格和理想”的追求。根据“母亲是孩子第一任和最重要的老师”这种现代教育思想,国人要指望这样的母亲能够教育出“英明智慧”的下一代?出未来的爱迪生?华盛顿?做梦去吧。
    当男人们剥夺了女人的自主权力和机会的时候,根据宇宙法则,他们也是在剥夺自己的权利和机会。这个报应,就是中国人一代代的不断衰落--无论男女。
    儒家就通过这种道貌岸然的“大道理”,残忍地剥夺了一半中国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通过与历代统治阶级的勾结合作,让女人们“不再是人”,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理性的分析,更不允许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女人们从此成为中国的“二等公民”,其价值,仅仅是成为男人们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这种轻视女人,“不把女人当人”的思维惯性,至今依然留存在很多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我到广东潮汕地区去过,哪里的女人即使丈夫很有钱,地位也像是仆人一样被忽略,做好饭后要等男人吃完了才能坐下来吃剩饭。因为这是“传统”其实就是儒家思想的遗毒。其他地区的人好像好一些,也只是表面上的,骨子里女人似乎就“另眼相看”。实际上,中国的偏远蛮族(如蒙古,西藏,新疆等“异族”),由于未受儒家思想的洗礼,他们的女人比汉族的女人可能活得更像“人”一些。
   
2:男人们在女人面前获得“绝对权力”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意志”
    不过,儒家在“收拾了女人”后,对剩下的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男人,一生也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考的权利,他们连“问责”的权利也没有,只有一系列“服从”的要求和义务。男孩子在家的时候,自然是“父为子纲”的,也就是要“听爹的话”,至于这个爹是不是有智慧,有道理,还是弱智,残障,心理分裂等等,就都不必考虑了。儒家假设的前提,就是凡是坐上了“爹”这个位子的人(至于怎样当上爹的,是不是有资格证,竞争上岗,还是走后门上岗的,都一切不管),就一定具有超越“儿子”的智慧和能力,儿子就应该放弃自己的一切“主观能动性”,让爹来帮你主宰和谋划一切就行了,这就是“孝顺”。这个“有位置才有发言权”的思想,一直贯穿儒家宗法体系的整个系统;就像是只要坐上了“天子”这个位置,即使仅仅是靠上一任天子的精子上位的,也一定是“天底下最智慧仁德的君主”,就是金口玉言,永远也不会犯错的仁君,就具有主宰全天下民众命运的资格和能力。
    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只学会服从的男孩,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是“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的人,长大以后如何突然就能学会“当家做主”的。我们只知道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很好管,容易服从社会的规则和强势人物。但是无法保证他会有“自主思考和自我决策的能力”。因此,就算他长大当上了“父亲”,拥有了对儿女命运前途的“主宰权”,他如何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力”?大概,除了模仿上一辈的行为和语言以外,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创意了。更可能的是,他的模仿会很拙劣,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盲目愚昧地“模仿”上一代的表面做法,很可能一代比一代差;这种人,显然是很明显的“人种退化”模式;
    可是,儒家认为,就是这种人,才是“好孩子”,儒家称为“肖”子,就是好儿子的意思。如果模仿得不好的,就是“不肖子”,是要被谴责的。至于一代比一代差的结局,在儒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儒家看社会的眼光,是判断社会永远在倒退,由此他们只能“法先王”,“法先祖”,父亲永远比儿子强(即使没脑子也要装出有的样子来),子孙永远比不过祖先有本事。在祖先面前,自己永远是“最无能的”,儒家需要用否定活人的方法来抬高祖先,用否定自我来取得地位。他们一生都没有创造的权力,只有模仿的要求。于是,在这样荒诞理论下的中华民族,就必然是一个“跟随型”的,越来越封闭和愚昧的差劲民族。
    好像这样家族型的“一代不如一代”纵向自我否定还不够。为了让中国人愚昧得更彻底一些,儒家还要中国人在同代人的横向比较中失去思考能力。儒家宗法体系中规定,在任何一个“地位比自己高”的人面前,你都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和思考,只能去“跟随”和服从,“亦步亦趋”。只有这样,才是“合礼”的行为和思想。
    儒家可不考虑什么“合理”,它只要“合礼”就行。这就是儒家三纲中最大的纲---君为臣纲!每一个老百姓,在任何一个政府最小的官员面前,都是“儿子”的,号称“子民”(官方从来看不见女人,因此没用“儿女”一词,因为女人不是人吧?)。做儿子的当然要乖乖的“听话”,否则就是莫大的罪行---犯上,这是可以杀头的罪名。
 
3:官员们拥有对子民的“绝对权力”,但是自己也没有“自由意志”和思考的权力。
    即使你当了官,可能成了“子民的主人”,但绝对不是“自己的主人”;因为你还有“上级”,在上级的面前,你一样是“儿子”,需要对上级绝对的服从和顺从。对于上司的旨意,“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一级的官员,都处在这种怪异的,对下拥有绝对的权力(其实也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对上却“什么都不是”的分裂人格中无法自拔。因此,中国的官员一向都活得很累,他们一方面在下级面前很张扬,暴露出他们人性中最肆无忌惮和丑陋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在上级面前却不得不像狗一般活着,除了揣摩和执行“上级”的意图外,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自主权力。即使要夹带一些自己的私活---无论是干好事还是坏事;都必然要“弄虚作假”,搞两面派;而且还要冒巨大的风险。因此,从人格上,从心理学上来考量,中国的官员一定是分裂人格。
    我们可以猜测,一个人一级级从下到上不断的“提升”过程中,会不会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意志”呢?表面上是,实际上却不是。儒家的“礼法体系”无孔不入,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像是无形的网一样,把中国人紧紧地裹住。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会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和自由权力”。
    一方面看起来,儒家的这个礼法系统,造成了处处小范围内的“绝对权力”同时伴随“绝对腐败”;皇帝,以及假借皇帝权力的宦官和外戚利用儒家学说赋予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当然也就是伴随“至高无上的绝对腐败”。儒家这种“三纲”规定的社会次序,如果要运转正常,必须要求每一个体都有很高的智慧和道德觉悟,而且每一级都比下一级具有更高的水准。这是儒家假设“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先决条件,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人人皆是圣贤。可实际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却相当于物理学的“理想状态”一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儒家这个自欺欺人的体系,从理论上就是不可能有效的。它赋予了几乎所有的(男)人,在不同的局部范围内,都能够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却缺乏有效的方法来防止这局部范围内“绝对的腐败”和人性的堕落。因此,这个体系必然是一个问题重重的体系;而且,运作的时间越长,问题越大,越多。
    各位马上就会得出结论,儒家的这种模式,根本不能指望其中出现有思考和有独立意识的人。更不可能指望儒家卫道士们在不断的变化的世界中能够理解和适应,他们永远活在“别人”或“过去”的经验中。事实也是这样,当需要面对变化的时候,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应对行为和方式,实在是愚蠢到不可思议。儒家高官们,面对新问题也同样是没有脑子的笨蛋。在面对一些“祖宗典籍”,“前人经验”上没有记载的问题的处理方式上,显得相当的缺乏常识和显露出惊人的愚蠢。这就是儒家纲常体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同时,由于我们无法保证拥有权力地位越高者,就越有道德和觉悟(其实由于儒家重视“血缘”和“门第,出身”并以此作为主要的任用手段,必然带来与上述的理想要求相反的结果)。因此,儒家政治管理体系中一级级放大后的权力,同时也随之放大了腐败,放大了没有制约的人性缺点。而导致出现的结果,就是儒家宣称的理想社会---“仁政”是一种偶然,而出现“恶政”乃至“暴政”乃是必然,并最终导致巨大的社会腐败,以及社会混乱和社会崩溃。这是【老子】早就预料到了的局面,同时也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4:儒家礼法体系导致权力的顶峰---皇帝也无法拥有“自由意志”
    根据儒家的宗法系统,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也可能“什么都不是”的。“皇帝”本人可以是“天下之主”,但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因为按照儒家的规矩,皇帝还有父,祖。也就是说,在“死皇帝”面前,(儒家叫做“先王”,皇帝的“纲”,就是要“法先王”)。现任皇帝也一样“什么都不是”,只能参考前任皇帝的案例和做法,按照死皇帝定下来的老规矩,死搬硬套来“治理国家”(比如,像华国锋一样搞“两个凡是”就“深得圣意”和儒家真传,是典型的儒家接班人;懂事,乖,有礼,却不会做事。如果任其“凡是”下去的话,中国早就垮了;邓的夺权其实“违背圣意”,但是有利百姓)。
    其实,儒家为了认真执行“三纲五常”的“政治理想”,有一整套极为复杂的“等级和比较次序”来判定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皇帝很多时候就像是傀儡一样,只能任这些“礼仪规矩”来摆布。很多时候,皇帝其实就是一个演员,来表演一些身份符合“皇帝”要求的角色,体现“亲民”的样子,以此来维护统治。至于现实是什么?到底如何才能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这倒是不重要的。只要该皇帝对外说话和表演符合儒家的“礼法”,让大家满意,就是好皇帝,就行了。
    严格的儒家礼法制度,甚至渗透到对于皇帝的私生活细节管理上面来。皇帝的特权固然可以让皇帝拥有最多的女人,甚至“后宫佳丽三千人”都没问题,但是如何与这些女人做爱,做爱的次数,时间长短,都被“礼法”所严格规定并监督,并非大家看的清宫剧那么“自由自在”的。皇帝可以“自由”地选妃伴寝---“只要”他不点前几天已经睡过的妃子就行;他必须轮流“宠幸”后宫的妃子,据说这是为了防止“专宠”(不知道是皇帝“拥有”这些妃子,还是皇帝“必须为这些妃子”服务,似乎又都不是)。而且作为“正宫”的皇后,无论他如何讨厌,都必须按规定的日子伴寝才“合礼法”。
    这还不够,皇帝的祖法规定:在皇帝与妃子做爱的时候,旁边的太监必须“陪看”和监督,围成一圈观看(据说是保护的需要);还要负责及时地在皇帝做爱的时候大声唱念“龙体保重”以防止皇帝过分沉迷女色,过几分钟就要大声地唱念一遍“皇帝万安”。而且在妃子“伴寝”“到了时辰”后(大约就是做完爱后)就必须离开,太监们把妃子用被子一裹就抬走了,别指望像百姓夫妻一样搂住一夜温柔。这一切,都是“皇家礼制”的规定,祖先的“成法”,敢违背吗?
    诸位,现在您还愿意当这种活受罪的皇帝吗?因此中国的皇帝,有着可能比官员们更严重的人格和精神上的分裂,因为他们在拥有最大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却连“最基本的个人隐私”都无法保护。从历史记载中的皇帝来看,大多数都有严重的心理和个性问题。
    儒家这种“规矩”中最荒唐,最可笑的部分,就是依照某种儒家规矩算下来,有些皇帝居然不能叫自己的爸爸为“父亲”而只能叫“叔叔”;坚持儒家经典的大臣们甚至会以死来抗议“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呼自己父亲为“父”的“无礼行为”行为。比如,宋明两朝,都有“濮议事件”出现。宋朝的事件领头人居然是【资治通鉴】的编著者,历史上的名臣司马光。事件的起因,就是皇帝无子,不得不传位于自己的侄儿。根据儒家的规矩,这叫做“小宗入继大宗”,因此自然要“从大宗”才合礼法。所以新皇帝就要称过世的老皇帝为“父”,这倒是可以理解,继父,伯父也是“父”嘛。但是儒家的“礼法规矩”却是:新皇帝必须称呼自己依然在世的父亲为“叔父”,称呼自己的母亲为“叔母”。如果皇帝不这样做的话,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儒生们会用各种办法,数年来不断纠缠,甚至会用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杀身以成仁)来捍卫这个儒家的最高原则和真理---儒家“礼教原则”。
    明朝的这一个“父亲称呼事件”,就因为皇帝不肯改口,儒生官员们集体抗议了四五年,最后导致16人当场死亡,一百多人罢官贬职;这就可以看出儒生们一方面是死脑子,一根筋地顽固坚守立场,不知变通;另一方面“脑袋长在屁股上”,完全依据“屁股坐的位置”来决定“事实和真相”是什么。他们也要求皇帝这样做,一旦新皇帝坐上了龙椅,连自己的父亲也要随之改变身份,降级为“叔父”,以服从“屁股”上座位的需要---这就是儒家的真理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礼法体系,显然很善于把最简单不过的事实搞得极为复杂,把荒诞不经的假话当做真话来说还不脸红;这种儒生和儒教,能够给中华民族提供什么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呢? 
    通过皇帝和大臣的实例,我们已经看到了:儒家的“三纲礼教”,不仅否定了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人格价值,也通过一系列不断重复限制的礼法系统,成功地实现了整个民族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放逐,自我否定。让所有的国人,都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自由意志”这种宝贵的天赋人权,变得一代不如一代。
    可笑的是:这种有着太明显的漏洞,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政治管理体系,居然得到了一代一代中国人的欢呼,延续至今,现在还有很多“遗老遗少”自命为“新儒家”,梦想恢复儒家的礼法制度,以为这样就能够“救中国”,“恢复中华文化的辉煌”,实在不可思议。这正好证明了中国人的确成功地被儒家“洗了脑”,流毒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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